蔡襄，在书法史上是“宋四家”之一，在政治史上以“清廉勤政、惠民利民”的官声留誉后世。这位来自福建仙游的名臣两度知福州、泉州，以革弊兴利的实干、体恤民生的温情，在八闽大地的山水间留下了深深印记。请随我们走进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的蔡襄文化馆，一起追寻镌刻在福建历史里的“蔡襄记忆”。
革除积弊 植松荫民
站在福建仙游蔡襄陵园的石阶前，一对斑驳的石望柱映入眼帘，柱身因岁月侵蚀已有些许裂痕，但其上的对联“四谏经邦，昔日芳型垂史册；万安济众，今朝古道肃观瞻”，依旧骨力劲健、气象庄重。
陵园旁就是蔡襄文化馆，走进文化馆一楼，一尊蔡襄全身铜像静静矗立。铜像身着官服，身姿挺拔，目光沉静而坚毅，嘴角微抿，仿佛在思索治闽之策。馆内四楼的核心展区，关于蔡襄“民本、任贤、吏治、德治、教化、监察”的六大思想以时间为轴，徐徐铺展。展板上的图文介绍、“跨海筑桥”情景群雕与典籍《荔枝谱》等相映成趣，串联起他在福建任职期间革除积弊、兴修水利、移风易俗、推广农艺等政绩，生动展现了他与八闽大地的深厚渊源。
莆田仙游是蔡襄的故乡，漳州是蔡襄的初仕地，福州、泉州更是蔡襄两度出任知州之地。北宋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蔡襄到任福州知州，两年后改任福建路转运使，仍驻福州。庆历八年（1048），因父亲去世回家乡守制，待到守制结束回京任职。至和三年（1056），蔡襄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，两个月后，调任福州知州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再赴泉州任知州，直至嘉祐五年（1060）被征召回朝。
北宋中期的福建，因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与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，“海滨邹鲁”已见雏形，但在地方治理上仍存在诸多积弊有待解决，如五代十国时期闽国遗留的赋税政策，胥吏把持基层政务，征收赋税巧立名目中饱私囊，均给百姓造成沉重负担。
据欧阳修《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》的记载，蔡襄首任福州知州、福建转运使时，“复古五塘以溉田，民以为利”，“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”，既夯实了农业发展的基础，又改革积弊以减轻百姓负担。他还是绿化道路的先行者，《莆阳比事》记载因为他的倡导，“自大义渡抵临漳，夹道植松七百里”，当时便有民谣流传“夹道松，夹道松，问谁栽之我蔡公。行人六月不知暑，千古万古摇清风”。
第二次担任福州知州，他于福州虎节门立《教民十六事碑》，所教十六事皆有的放矢，绝不虚言，明确告知何事可为、何事不可为，何事百姓可申诉于官府。如第一事说的是，若有人假冒知州亲信，“于州县打索关节，乞取财物，许人告”；第四事说“巡拦告税，不得擅入人家搜检税物，须申州取候指挥”，税吏要按照程序收税，不得擅自进入民户家中搜刮。蔡襄还曾在虎节门公布药方，一些易于治疗的病，百姓能方便对症用药，减少庸医之害，足见他的一片为民之心。
兴修水利 长桥渡民
蔡襄的为民之心，更体现在一座存留至今的桥上。
福州的西湖波光、泉州的洛阳江涛，至今诉说着蔡襄的治水往事。在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社会，蔡襄深知水利的重要性，兴修水利是他为政的重要举措。
闽地多丘陵河川，蔡襄在福州、泉州为官时，前代遗留的水利设施因年久失修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，每逢梅雨季节，闽江、晋江流域屡遭洪水侵袭，旱季则农田龟裂、颗粒无收，百姓生计始终悬于一线。
蔡襄曾疏浚福州东湖、西湖，他的一首《寒食西湖观竞渡》写的是福州西湖，而非杭州西湖：“山前雨气晓才收，水际风光翠欲流。尽日旌旗停曲岸，满潭钲鼓竞飞舟。浮来烟岛疑相就，引去沙禽好自游。归骑不令歌吹歇，万枝灯烛度花楼。”湖光山色中，龙舟竞渡，知州与民同乐、流连忘返，归家已是华灯初上。
蔡襄二知福州时，循着“因地制宜、民生为先”的思路，掀起大规模水利建设热潮。蔡襄写于嘉祐二年（1057）的《福州开河记》详细记载疏浚河流的长、宽、深。与此同时，他发动福州治下的闽县、侯官、怀安三县民众共同发力疏浚河流，如闽县“朱定开淘负城河浦百七十六”，总计长度达“二万一千九百七十六丈”，“约用民力凡八万九千，溉田三千六百余顷”；侯官、怀安两县的疏浚成绩也很可观。这一工程不仅满足了农田灌溉的需要，也便利了福建的水陆交通，兼具防火、冲污之效，全方位滋养着福州百姓的生活。
调任泉州后，蔡襄主持重修了万安桥，今天大家更熟悉的是其另一个名字——洛阳桥。2021年7月，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该遗产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，洛阳桥为其中之一。
洛阳桥未建前，人们只能在万安渡乘船到彼岸，“水阔五里，上流接大溪，外即海也。每风潮交作，辄数日不可渡”，渡船常因风浪倾覆。蔡襄实地考察后，下决心要在此建一座石桥，让百姓平安往来。
然而，要修这座桥却不容易，诸多难题横亘眼前：江阔浪急难以固基，江底淤泥承载力不足，所需资金人力浩大。蔡襄广纳工匠智慧，在修建洛阳桥时创新采用“筏型基础”与“种蛎固基技术”。
据《桥梁史话》的介绍，所谓“筏型基础”指的是“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满抛大石块，并向两侧展开相当的宽度，成一横跨江底的矮石堤，作为桥墩的基址”。为了让桥基更加稳固，蔡襄采取了在桥基周围养殖大量牡蛎的办法，因为牡蛎的外壳附着力很强、繁殖速度很快，利用牡蛎的这一生物特性，将桥基与桥墩牢固结合在一起，这一创举比欧洲同类技术早了数百年，被认为是世界上将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。
在资金筹措上，蔡襄率先捐出俸禄，在母亲卢氏的支持下，将家中仅有的二百石埭田，“捐一百六十石助役”。蔡襄特别提到自己虽然没有给子孙留下金银财富、良田美宅，“然道傍松、万安渡，汝辈吃不尽饭碗也”，优秀的家风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蔡襄向商人晓谕建桥对贸易往来的长远好处，积极动员商人捐款，士绅、寺观也为建桥捐款。
施工期间，蔡襄常亲临工地督工，严把质量关。历尽艰辛，洛阳桥于嘉祐四年十二月终于建成，至今仍巍然屹立在洛阳江上，见证着舟楫往来、商旅如云。
为了纪念洛阳桥建成，蔡襄曾作《万安桥记》一文，记桥梁开工与竣工时间，桥“长三千六百尺，广丈有五尺”，花费“金钱一千四百万”，主其事者有卢锡、王寔等人，还有僧人参与其中。蔡襄所书《万安桥记》，有碑刻、拓片传世，其楷书方正雄健，如其为人。
兴学崇俭 易俗教民
蔡襄在福建任职，革除积弊、兴修水利、重视民生之外，尤重“兴学育才”。兴学育才是百年事业，是不容易立即见到成效的事业，然而正如松树的成长一样，持续吸收养分，终有一日会长成参天大树。十四岁的蔡襄已知这一道理，那时他还在仙游苦读，他的一首咏松诗云：“谁种青松在塔西，塔高松矮不相齐。时人莫道青松小，他日松高塔又低。”
在福州，面对州人求学难，他广设乡校夯实基础教育。他亲聘对经学深有研究的周希孟等贤才任州教授，“学者常至数百人”，还常到学舍“执经讲问，为诸生率”。教学上，他确立“文章与礼法并重”的方针，当时闽人“专用赋以应科举”，蔡襄力图扭转文风，反对浮华，而以经术为重，重视学子的道德品行，力求培养德才兼备者。
欧阳修记载，蔡襄在福州兴学时礼贤下士，“延见处士陈烈，尊以师礼。而陈襄、郑穆方以德行著称乡里，公皆折节下之”。可以说，在蔡襄的推动下，福建学风日盛，“海滨邹鲁”的名片更加闪亮。日后，当朱熹在武夷山水中著书立说、传播其理学时，福建成为中国思想史中一道璀璨的风景。
古人兴学的目的之一是根除陋俗，导正社会风气。北宋时期，福州社会风气欠佳，婚丧喜庆等场合讲排场、摆阔气，铺张浪费严重。蔡襄任职福州时所立《教民十六事碑》中有相当篇幅是就当时的一些陋俗进行约束，如第十五事说“在城里外丧葬之家，丧夜不得置酒肉宴乐，以亏孝道，山头不得广置斋筵。违者罪在家长”，整顿风俗、崇俭戒奢，且明确了责任人，如此便有了震慑力。
蔡襄还专门就整顿风俗颁布了《福州五戒文》，他观察到时下风俗，婚嫁之事只求“资财”，“随其贫富，未有婚姻之家不为怨怒。原其由，盖婚礼之夕广糜费，已而校奁橐，朝索其一，暮索其二。姑辱其妇，夫虐其妻，求之不已”，因此希望百姓本着节约的原则办婚礼。此外，他还希望为人之子对于父母，“生则尽养，死不妄费”，兄弟之间不要因利而生嫌隙乃至对簿公堂。
在这篇文章最后，蔡襄说人皆欲致富，求利乃是自然，但“今欲为福，孰若减刻剥之心以宽贫民，去欺谩之行以畏神理。为子孙之计则亦久远，居乡党之间则为良善”，字字皆发自肺腑。
走出蔡襄文化馆，暮色已悄然漫过檐角，夕阳斜斜洒在“忠惠”匾额上。这方匾额乃宋孝宗感其功绩而书的追谥，是对他勤政惠民一生的认可。
文化馆外可见枝繁叶茂的荔枝树，风过处枝叶轻摇。当地人都知道，荔枝树扎根深、结果丰，无论城镇还是乡野，荔枝树都郁郁苍苍。眼前此景，不禁让人想到了蔡襄的《荔枝谱》。
蔡襄有着多方面的才华，他对植物学颇为留心，很有研究。他撰写的《茶录》是古代茶学名著，而《荔枝谱》被誉为“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”。这部著作是蔡襄在第二次知泉州时完成的，记录了荔枝在我国的分布、32个荔枝品种和栽培、保藏的方法。
他在书中说荔枝“闽中唯四郡有之，福州最多，而兴化军最为奇特，泉、漳时亦知名”，“予家莆阳，再临泉、福二郡。十年往还，道由乡国，每得其尤者，命工写生”，可见家乡激发了他对荔枝的兴趣。
从夹道松到荔枝树，从福州西湖到泉州洛阳桥，原来蔡襄在福建留下了这么多这么深的印记。欧阳修说，凡是经过蔡襄墓前的闽人，“过者必肃”。福建之“福”，既在于山海相拥的自然之美，更在于浸润千年的人文底蕴。在八闽文脉中，蔡襄的清廉为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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