↻ 转自“谷雨实验室”丨作者：陈晓妍
编辑：张瑞
在患有抑郁症的女孩娟娟家中，作家梁鸿目睹一场爆发：母亲不断用“你肯定会再要钱”“肯定会沉迷游戏”刺激女儿，12岁的娟娟突然暴怒，大吼着“闭上你的嘴！”前一天，女孩刚因为割腕被送到医院。
梁鸿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，也是一位作家。她的作品“梁庄三部曲”都是关于当代中国的丰富面相。近几年，她将目光转向家庭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。
两年多时间里，梁鸿走访了北京海淀、滨海市（化名）与丹县（化名）——分别代表大城市精英教育、沿海中等家庭与县乡留守家庭的样本，深入目睹了亲子间的冲突与创伤。
有公益心理咨询师告诉梁鸿，暑假是就诊高峰，父母期望用三五千元，解决孩子的情绪问题，好让他们九月按时上学。他们并非想理解、接纳一个完整的人，而是急于修复出了故障的产品。“这样的孩子不可能好。”咨询师说。
展开剩余94%这种伤害，与更深层的社会观念同频共振。一个少年曾在课堂反驳老师“不好好学习就得送外卖”的告诫：“凭什么看不起人家送外卖的？”——这句话质问的不仅是老师，更是一种被习以为常的、将人分等级的社会话语。这类话语无处不在，塑造父母的焦虑，也压垮孩子的身心。
梁鸿意识到青少年心理问题早已超越个体困境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症结。写作过程中，梁鸿生了两场大病。她没有找到可以解答一切的答案，但得到了更为谦卑的共识：“妈妈，你要学习。”
信号
一把菜刀，几声尖叫，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。
几个成年人闯进家门，把16岁的雅雅按在地上，绑上束缚带，押到市精神卫生中心。几分钟前，雅雅当着妈妈和一位阿姨的面，冲进厨房拿起刀乱挥，把两个大人吓得尖叫。
那是2022年8月。作家梁鸿在新书《要有光》记录了这个夜晚。从2022年开始，她着手准备这本关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书。
梁鸿也是一位母亲，前几年，为了全身心照顾孩子，她一直没再写书。在这期间，她发现与孩子之间的交流是错位的。因为与孩子的争吵，她陷入了迷茫与痛苦。这是她启动写作项目，走进数十个家庭内部的起点。
最初，梁鸿在网上发布征集，雅雅是第一个回应的。梁鸿前往她的家乡滨海市，见到这个中分短发、皮肤微黑、长着娃娃脸、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女孩。
这种自我要求，在进入滨海市最好的高中后崩塌了。这里汇聚着“怪物一样无所不能”的尖子生。雅雅成绩一度滑到中游。高一分科后，她考到班级第一，却更焦虑。课堂测试时，同桌翻面写字的声音都让她紧张得手心出汗。
她开始抗拒上学，被妈妈直接定义为“叛逆”：“学校为什么不去，有老虎吗？”
雅雅一哭，妈妈哭得更厉害。为了陪雅雅，妈妈向单位请假，被领导批评后，她告诉女儿：“因为你，我的工作都快没了。”焦虑就这样传递给了孩子。
爸爸则认为哭是耻辱，看到娘俩的样子，他有时摔门而出，在街上散步，不肯回家；有时指责妻子的教育完全失败。2022年4月，雅雅被确诊为中度抑郁、中度焦虑。爸爸突然在她面前跪下磕头，叫喊：“你快点好，我们都受不了了。”
雅雅每一次求救，都被更大的压力覆盖。她吃了三个月药，状况没有好转。连续两三天，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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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妈请一位阿姨来帮忙劝她。两人坐在床边，妈妈一个劲哭，阿姨一个劲劝：“你妈妈多不容易，你要坚强，不能太脆弱。”雅雅觉得自己像被围观的猴子，既抵触又烦躁。药物让她脑子模糊，终于在那晚爆发。
也是通过雅雅，梁鸿认识了另一个女孩敏敏。她今年17岁，从2020年开始休学。刚认识时，敏敏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但获得一个孩子的信任并不难，梁鸿请她吃午饭、买点心分着吃，在她面前做一个不会评判她的成年人。只过去了五天，敏敏就给梁鸿带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和一束花。这让梁鸿感到：“大人的放松、接纳，孩子都能意识到。”
敏敏跟梁鸿讲述了自己休学的经过。2020年，父母送她到滨海一所知名的超级中学上初一。学生每天六点半到教室，去食堂要小跑，以最快的速度扒饭，有点空闲时间，就要拿出学校发的小本子背知识点。
敏敏受不了，试图在教室大叫、割脉、喝洗衣液反抗。但正闹离婚的父母，唯有面对她时立场一致，他们认为敏敏过去太自由了。
在一个返校的周日下午，敏敏带上所有零花钱，借故去路边上厕所，让爸爸停车，然后绕过厕所后墙，沿田野小路狂奔。爸爸报了警，逃跑6小时后，最终在路边找到了她。
刚过10个月，父母又安排她复学。听到她说“暂时还不想上学”，爸爸踹坏了两扇门，拿门框往她身上砸。开学前晚，敏敏吞下89粒从网上买来的药。因为恶心、耳鸣太难忍受，最后一刻，她拨通爸爸的电话。被发现时，她已经无法动弹，也说不了话。医生说，再晚半小时，人就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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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院那天，敏敏走几步就头晕。但爸爸坚持让她自己走到停车场。逃学、休学、自杀，被他简单地归为“玩手机玩的”。 敏敏的声音被彻底忽略：“不是我玩游戏导致我不想上学，而是我不想活了。”
但爸爸还不忘讽刺她：“你不是想死吗？怎么最后给我打电话？”
敏敏说话时，喜欢用手撩拨额前的头发。露出手臂上浅白色、杂乱的伤疤。五六年级时，爸妈闹离婚，妈妈几乎每天都会找理由打她、骂她，哪怕仅仅是衣服没叠好。
有一次，她正跟爸爸通着电话，妈妈扯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。敏敏渴望爸爸能护着她，没想到，他只是说了一句，“你们娘俩自己的事自己先解决”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他认为妻子打孩子是打给自己看，所以他不吭声。
讲述这段往事时，敏敏平静得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，反倒是梁鸿忍不住落泪。
“我们的爱有那么纯粹吗？”
雅雅在精神卫生中心住了20多天。出院后，她仍害怕考试，医生介绍她去一个藏在老旧小区的特殊补习班。双减后，那里的补习业务基本停止。留下的学生不到10个，都是受情绪困扰的孩子。
梁鸿在补习班认识了负责人阿叔，他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。关于家长，他的观点极具挑衅意味：“与其把时间给家长，不如全花在孩子身上。他们愚昧、顽固，不可能改变。”这常激怒前来求助的父母：“我们还不够苦吗？省吃俭用，抛弃工作和社交，对孩子百依百顺，还要怎样？”
“你内心的观念不改变，做多少努力都无效。”阿叔以更大的声音反击。
梁鸿一开始也不理解他，阿叔实地家访、去学校旁听，都会带上梁鸿。她得以从第三方视角，窥见那些如阿叔所说的顽固和“无可救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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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曾一起去当地一所私立中学，见一个有多动症倾向的六年级孩子小正。
他会在课堂上爬来爬去，飞纸飞机。班上的孩子几乎都挨过他的打。其他家长联合起来，逼他的母亲给小正办退学。
阿叔劝小正妈，带孩子到正规大医院检查，接受个性化教育。在班里被孤立，会演变成心理隔离，产生抗拒、怨恨，最终可能形成反社会心理。小正妈有时哭，有时小声辩解，但始终不为所动。谈话半个小时，阿叔也崩溃了。
她的执拗源于家庭压力。小正的爷爷是博士生导师，奶奶是高级工程师。她曾是保险销售员，与丈夫的婚姻，一开始就遭到反对，夫家嫌她“出身低，配不上高知家庭，教不好孩子”。她的生育也被视作阴谋，想用孩子争财产。一旦小正被送特殊学校，意味着她教育失败，这刚好坐实了公婆的偏见，她会失去公婆的经济支持，甚至可能失去监护权。
在补习班待久了，梁鸿对阿叔渐渐改观。他那些激烈、专断的话语，或许只为砸碎家长那层“自我牺牲、自我感动”的坚硬外壳，逼人们直视内里：“我们的爱，真的有那么纯粹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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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，一个叫小夏的女孩回来看阿叔。当初被爸妈带来时她才13岁，患有狂躁症，她的情绪不受控，会打人、骂人，在地上打滚，甚至要跳楼。父母对阿叔撒谎，声称“百分百没有打过孩子”。但小夏很小就遭受家暴，有一次，爸爸在酒吧发现她抽烟、喝酒，当众把她掀倒在地，用脚踩她的头。见到父亲，她就惊恐发作，浑身发抖、尖叫，瘫软在地。
父亲疲于应付，告诉妻子：“我们再要一个孩子，这个养废了。”他们把小夏送进了精神病院。
是阿叔说服小夏父母，把她从精神卫生中心接出来，在补习班住了近一年。阿叔给她做心理治疗，陪她吃饭、聊天、带她出去玩。小夏也遵守约定，在班里不抽烟，不说脏话，不随便离开。2019年，她考上普通高中，后来被一所大专院校录取，学习旅游管理。
梁鸿在饭局上见到小夏。她刚在一家旅游公司转正，策划过多个旺季新项目。老板欣赏她，让她当分店店长。她父亲听闻后，立马怀疑公司不靠谱，否则为什么器重小夏？这么多年过去，父亲仍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问题。
丰丽是补习班的老师，跟阿叔共事12年。对于家长，她比阿叔更悲观。她告诉梁鸿，这里没有任何家长能做到包容、耐心和真诚。孩子一旦成为差生，家长的爱就变得非常有限。
丰丽说，她在这里见证了人性的复杂和黑暗，颠覆了她对父爱、母爱的理解。孩子已经在跳楼、自残，他们还在纠结，“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我明明是为了你好。”
背叛
在滨海市之外，梁鸿还走访了北京海淀区的家庭。她跟踪的三个家庭，三位母亲彼此是闺蜜，三个孩子年龄相仿。那里充斥一种近乎集体无意识的教育焦虑。
沈春读高中的儿子作文总会丢掉20多分。他拿出一篇满分作文问沈春：“你真觉得这个好吗？不觉得很假吗？”沈春打心底认同儿子，那篇文章匠气、空洞，远不如儿子写的灵动、有思想。她从历史系毕业，从小带孩子读经典，教他何为好文学、好思想。可一进高中，却只能反过来要求他：“你写的是不错，但你不合规范。”她背离了自己曾教给孩子的价值。
2024年高考放榜后，沈春大哭了一场，儿子没考上清北，让她觉得没完成母亲的责任。手机塞满两百多条亲朋问候，她一周没回。
孩子也被失败感吞没，不想见同学，提出到国外读书。国际学校老师和儿子聊完后，对沈春说：“你的孩子很好，他没有任何问题，真正有问题的是你，你全身传递出的信息就是焦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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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之相比，沈春的朋友文莉，不给儿子李风报课外班，由着孩子放学后疯玩到饭点回家。丈夫是国家级研究所研究员，但对儿子要求很低，只要健康成长，将来干什么都无所谓。
但意外的是，三个孩子中，李风的厌学最为彻底。2023年，高二的李风宣布，不管是高中、职高还是大专，他不想再去任何学校。
除此之外，他对任何事都没看法。梁鸿试图跟李风沟通，拉近大家的距离。但发现怎么也无法成功，孩子吝啬表达自己的情感。
“喜欢吃什么，阿姨要请你好好吃一顿。”
“都行。”李风答。
“阿姨感觉你几乎从没有表达过你的观点。”
“就是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“你妈的行为，或者你爸妈的关系对你造成伤害了吗？”
“就还好。”
“李风是天生的情感淡漠者吗？”梁鸿忍不住想，但他当然不是天生就这样。在李风小时候，梁鸿就认识了文莉一家。他那时是个活泼的孩子，夏天爬山，冬天在野湖里溜冰，摔倒了就大笑着爬起来。
在2024年元旦，梁鸿参与了三个家庭的聚会。在这次聚会上，她发现问题的症结可能还在父母身上。
“他肯定知道，我就是看不起他，”在长城脚下别墅里，文莉说出深藏于心的想法：“我就是不喜欢弱者，哪怕是我儿子。”
文莉长得漂亮，出身知识分子家庭。她崇拜知识，崇拜强者。年轻时，她放弃很多条件好的男性，选择年龄更大、相貌一般的丈夫，就是因为他是留美博士，拥有过人学术成就。表面上，她不鸡娃，可以接受孩子普通，但本质上，她无法改变深层次价值观。
这种内心剖析过于残酷，但文莉至少愿意袒露出来。梁鸿问她：“这些可以写吗？”文莉回答：“可以。”
她身上有一般父母的共性，区别可能只在于文莉愿意将之讲出来。梁鸿说，“当孩子考试不好，不如别人时，我们都会蔑视孩子。但我们把它隐藏起来了。稍微反省一下自己，就会发现，我们或许都是文莉。”
梁鸿
成绩不好的学生，在学校也得不到关注。班主任说，他一学期也没听李风说过几句话，他劝过李风退学，“天天坐在班里，把自己都给坐坏了”。梁鸿将这形容为“悬置状态”，李风被悬在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，成为被忽略的透明人。
李风的被忽略，是一种系统性的被抛弃。父母是最主要执行者，并且是执行得最坚决的一环。家长非但没保护孩子，反而成了系统的共谋。
在三个家庭中，陈清画是典型“海淀妈妈”。儿子吴用三岁后，周末就几乎被各种培训班占满。
2020年年底，吴用被诊断出重度焦虑、重度抑郁。即便需要服药，周末的竞赛班也没有停。他跟妈妈反复争吵，才终于在两年后，被允许暂时休学。
2023年夏天，休学半年多后，陈清画又想让孩子出国读书，催他制定学习计划，报托福班。即使她清楚儿子有问题，但很难控制自己。吴用情况稍稍好转，她就忍不住想推他一把，让他走更远。
吴用跟她大吵三次，边哭边喊，歇斯底里，他告诉妈妈，自己一想到考试就窒息、浑身颤抖。
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梁鸿：“那些自我发展较好，自我意识较强的孩子，发病率往往较高，因为他们能意识到自己要做个什么样的人，追求什么样的生活。一旦发现自己天天上学是在学习没用的东西，就会非常痛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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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冬夜，母子俩展开一场长达八九小时的对话。吴用袒露母亲做法对他的伤害。他感到，自己被整个家庭抛弃。父母让他过早暴露在教育创伤下，“我最大的背弃感来自哪里？你对我根本没有情感共鸣”。如果妈妈能共情他，发自内心接受他休学，得到父母的情感支持，他或许并不会真的走到休学那一步。
但妈妈没有做到，相反，在他最需要休息时，陈清画动用所有关系，找各种私立、公立学校。妈妈对着他哭，说“你不上学，妈妈就是失败的。”
但在吴用眼里，这种哭泣是表演伤心，并试图让孩子屈服，那是对自己“绝对的、巨大的背叛”。
这个未成年的孩子，能用一种哲学性的语言解释他的伤痛：“妈妈，你得继续学习。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。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，与存在和时间相关，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，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。”
带着创伤前行
梁鸿说，直到书写完，她也很难为中国家庭提供具体的方案。“因为现象太庞杂了，涉及的问题太多了。”
在丹县精神卫生中心，梁鸿遇见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留守少年。医生说，如果出院，需要有人监管，督促他吃药，呵护他的情绪。但63岁的爷爷不懂这些，他认为最要紧的，是让少年赶紧相亲成家。
这常让她深感无力。但也是在孩子身上，梁鸿看到了力量。雅雅带着梁鸿去她家，看她妈妈摆在客厅角落的那张沙发床。雅雅说，妈妈喜欢以“受害者”自居。她让女儿睡主卧，次卧和双人床留给丈夫，自己则挤在这里，塑造受苦、忍让形象，好让别人看到她的委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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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雅也会分析爸爸的行为。比如，爸爸讨厌看见母女俩哭，是因为，作为男人，他认为袒露真心、情绪流露是羞耻的，会影响他的权威。他从农村一路打拼到城市，当上单位领导，但内心依然自卑。她的父母沉浸在各自世界里，既表演，又互相埋怨。
梁鸿问雅雅，为什么愿意敞开自己，把经历说出来。雅雅回答道：“如果我的故事能够给别人带来一点启发，那就非常棒了。”
这些孩子重塑了梁鸿对青少年的看法：“我们真的太小看我们的孩子了。”他们远比成人所想象的更清醒、更有洞察，也更有力量——哪怕自己正处在情绪漩涡中。
滨海市心理咨询师张殊也发现这一点。她告诉梁鸿，在诊室遇到的很多孩子，悟性比父母好得多，也能把父母看得非常清楚。“父母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，能挣来钱，能获得一定社会地位就非常满足。但青少年完全不一样，孩子想的是，我为什么要活着，怎样活着更有意义。”
2025年7月，雅雅考上了一所香港的大学，第一时间给梁鸿发来录取通知书的照片。
敏敏升入了高中。她试图理解妈妈以前的家暴，一方面，妈妈婚姻并不幸福，一方面也是受外婆影响，外婆打外公时，直接抄起椅子往他身上砸。
她谈到父母失败的婚姻。妈妈是为忤逆外婆才和爸爸在一起。而爸爸婚后出轨初恋，是因为他们本就是被长辈硬生生拆散的。“他们其实也很惨，就像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，有时甚至还没我成熟。”
“她在给父母的行为寻找合理性，而不是一味抱怨。这让我们这些大人多么羞愧？”梁鸿感叹道。
梁鸿曾经问敏敏，自己能不能约她的妈妈聊聊。敏敏拒绝了：“你见她也无效，她如果知道，会很生气。”梁鸿意识到，孩子在往前走，但“她妈妈可能没有成长。”
敏敏带着梁鸿在海岸线散步。过去，她在海边一待就是一整天，再捡些小螺、小蟹带回家。她告诉梁鸿，用这种方法让自己忘掉内心的情绪。
真正走出来的，往往是孩子。他们接受了创伤的存在，并决定带着破碎的内心继续前行。
今年，阿叔打电话告诉梁鸿，有个把自己关在家里两年的学生，已到补习班来了。梁鸿特地回去一趟，见到了那个少年。少年头发很长，衣服很脏，因长期不洗澡，身上有异味。但补习班老师在陪他玩游戏，紧紧挨着他。
这也让梁鸿笃信她的看法，连一个生病的孩子，都有走出去的欲望。生命本身渴望成长，渴望开阔的未来。所谓“躺平”，不过是因为他们被困住了。而大人能做的，就是一点点把孩子从废墟中带出来。
七月回访，梁鸿去了李风的家。他们家新养了一只小猫。以往跟他待在一起，梁鸿从没在他脸上看到任何表情，欢乐、悲哀、愤怒都没有。但面对猫的时候，他脸上的冷淡化开了，流露出一丝温柔。那一瞬间，梁鸿有些感动，她终于看到了一个生命原本应该有的鲜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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